
1957年盛夏的北京西山,阳光炙烈。越野车的油门被一只纤细的脚死死踩住,方向盘微微发抖。车里的少女是二十岁的李敏,她刚学会驾驶,父亲却执意让她“真刀真枪”地练一次。毛主席坐在副驾驶,烟雾缭绕,却一句指挥也没下,只在车剧烈颠簸时拍拍她的肩:“别怕,路抖,心别抖。”那一刻驰盈优配,李敏觉得父亲既严厉又温暖——掌舵自己的路,终归要自己握紧方向。
西山试车过去不到两月,父亲突然对她说:“娇娃,该去读大学了,别老跟我混。”说罢递来一张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毛主席向来反对子女搞特殊化,可对李敏,他又不舍得放手。李敏拿着通知书,高兴,却也隐隐明白父亲的良苦:离得远一点,他才能安心办公,她也能有自己的天地。
时间拨回到1949年10月。香山碧云寺的桂花味才刚刚飘散,12岁的李敏就站在院子里发愣。四岁起被送到苏联,她对父亲的记忆停留在模糊的剪影,如今突然被带回,见到满头花白却神采奕奕的毛主席,心里说不出的恍惚。她的中文生涩,只能用半吊子俄语问好。毛主席没有笑话她,只轻轻捋着胡子:“洋宝贝,回来了就好。”那一句“洋宝贝”后来被传成趣闻,但李敏自己知道,父亲用了八年等待这句迟到的问候。
1959年秋驰盈优配,北海公园的梧桐叶黄了。李敏披着简陋的白纱,和在小礼堂举行婚礼。来宾不多,连家具都是借的,却挡不住年轻人的喜悦。毛主席那天难得喝下一瓶葡萄酒,脸微微泛红,一边数落孔令华:“以后要让她少操心,多读书”,一边悄悄把装着三条毛毯的小木箱塞进新人的宿舍。毯子三十年后仍在李敏家里,被她视作最好的嫁妆。
婚后不久,李敏带着丈夫和新生的儿子住进了中南海。原以为会是长久的团聚,没想到家务琐事、人情冷暖接踵而来。江青对继女的热情有限,几番磕绊后,李敏还是决定搬出去。1964年春,她挑灯收拾行李,外面下着冷雨,父亲没出现,只托警卫送来半筐苹果。底下压着一张纸条:北京天还凉,别给孩子省棉衣。简单十一个字,李敏看了一夜。

搬出中南海的日子并不好过。夫妇俩工资平平,还要请保姆带孩子,开销紧张。不少人劝她回去“找主席批条子”,她摆摆手:“爸爸早说过,咱不搞特殊化。”说出口轻巧,内心里却仍惦念着院子里那棵古槐。毛主席更难受,他常常在深夜让警卫把檐角灯全部关掉,独自坐在书房,不说一句话。
进入七十年代,毛主席身体江河日下。1972年1月6日,国务院通知举行陈毅追悼会驰盈优配,毛主席忽然决定参加。警卫慌忙找外套,实在来不及,只能让他穿着睡衣外披军大衣就上车。八宝山门口冷风刺骨,毛主席步履蹒跚,却坚持站在灵堂门口等几位老战友的子女。李敏也是临时得到消息,匆匆赶来,刚推开门就对上父亲浑浊却炽热的目光。
“娇娃,爸爸好想你。”毛主席伸手,袖口里却露出病得浮肿的手腕。李敏只点头,喉咙发紧。她想告诉父亲,搬出去后工资不够,想告诉他孩子生病时怎么彻夜抓药,也想告诉他,她其实从没怪过江青。但那天,她什么话也没说,只把热泪吞回肚子里,扶着父亲进灵堂。

追悼会结束,毛主席回到中南海高烧不退。从那以后,他的医护班子升级,子女探视要层层审批。李敏想要探望,得先填申请,再等批复,经常一等就是几天。1974年夏夜,她接到毛远新的电话:“主席病情加重。”李敏顾不上换鞋,抱着医药箱就往西门跑。她在病房门口被拦住,足足站了半小时,才被准许进去。父亲昏睡不醒,呼吸像拉坏的风箱。李敏把湿毛巾放在他手心,耳边响起医院的吊瓶滴水声,时间被拉得异常漫长。
第三次见面已是1976年9月。那天清晨天灰得像蒙尘的棉布,李敏无意中在卫生部文件夹里看到“病危”二字,疯了一样冲到中南海。毛主席睁开眼,努力辨认:“娇娃,你多大了?”李敏含泪回答:“三十九。”毛主席摆手:“三十八,生日没过。”声音细若游丝,却带着他一贯的固执。说完,他慢慢闭上眼,手心仍旧发着汗。
九月九日,讣告广播响起,李敏才真正明白,西山那次颠簸、香山那句“洋宝贝”、木箱里的三条毛毯,通通都成为不可逆的过去。她没有再把自己锁进回忆,而是遵照父亲当年的嘱托,继续工作、继续读书。多年以后,她偶尔会绕道八宝山,站在那座青灰色的影壁前,看冬风卷起松针。从寂静中,她仿佛又听见车子碾过礓石的那声颠簸,以及副驾驶那句淡淡的提醒:路抖,心别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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