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7年盛夏的北京西山，阳光炙烈。越野车的油门被一只纤细的脚死死踩住，方向盘微微发抖。车里的少女是二十岁的李敏，她刚学会驾驶，父亲却执意让她“真刀真枪”地练一次。毛主席坐在副驾驶，烟雾缭绕，却一句指挥也没下，只在车剧烈颠簸时拍拍她的肩：“别怕，路抖，心别抖。”那一刻驰盈优配，李敏觉得父亲既严厉又温暖——掌舵自己的路，终归要自己握紧方向。
西山试车过去不到两月，父亲突然对她说：“娇娃，该去读大学了，别老跟我混。”说罢递来一张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毛主席向来反对子女搞特殊化，可对李敏，他又不舍得放手。李敏拿着通知书，高兴，却也隐隐明白父亲的良苦：离得远一点，他才能安心办公，她也能有自己的天地。
时间拨回到1949年10月。香山碧云寺的桂花味才刚刚飘散，12岁的李敏就站在院子里发愣。四岁起被送到苏联，她对父亲的记忆停留在模糊的剪影，如今突然被带回，见到满头花白却神采奕奕的毛主席，心里说不出的恍惚。她的中文生涩，只能用半吊子俄语问好。毛主席没有笑话她，只轻轻捋着胡子：“洋宝贝，回来了就好。”那一句“洋宝贝”后来被传成趣闻，但李敏自己知道，父亲用了八年等待这句迟到的问候。
1959年秋驰盈优配，北海公园的梧桐叶黄了。李敏披着简陋的白纱，和在小礼堂举行婚礼。来宾不多，连家具都是借的，却挡不住年轻人的喜悦。毛主席那天难得喝下一瓶葡萄酒，脸微微泛红，一边数落孔令华：“以后要让她少操心，多读书”，一边悄悄把装着三条毛毯的小木箱塞进新人的宿舍。毯子三十年后仍在李敏家里，被她视作最好的嫁妆。
婚后不久，李敏带着丈夫和新生的儿子住进了中南海。原以为会是长久的团聚，没想到家务琐事、人情冷暖接踵而来。江青对继女的热情有限，几番磕绊后，李敏还是决定搬出去。1964年春，她挑灯收拾行李，外面下着冷雨，父亲没出现，只托警卫送来半筐苹果。底下压着一张纸条：北京天还凉，别给孩子省棉衣。简单十一个字，李敏看了一夜。
搬出中南海的日子并不好过。夫妇俩工资平平，还要请保姆带孩子，开销紧张。不少人劝她回去“找主席批条子”，她摆摆手：“爸爸早说过，咱不搞特殊化。”说出口轻巧，内心里却仍惦念着院子里那棵古槐。毛主席更难受，他常常在深夜让警卫把檐角灯全部关掉，独自坐在书房，不说一句话。
进入七十年代，毛主席身体江河日下。1972年1月6日，国务院通知举行陈毅追悼会驰盈优配，毛主席忽然决定参加。警卫慌忙找外套，实在来不及，只能让他穿着睡衣外披军大衣就上车。八宝山门口冷风刺骨，毛主席步履蹒跚，却坚持站在灵堂门口等几位老战友的子女。李敏也是临时得到消息，匆匆赶来，刚推开门就对上父亲浑浊却炽热的目光。
“娇娃，爸爸好想你。”毛主席伸手，袖口里却露出病得浮肿的手腕。李敏只点头，喉咙发紧。她想告诉父亲，搬出去后工资不够，想告诉他孩子生病时怎么彻夜抓药，也想告诉他，她其实从没怪过江青。但那天，她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把热泪吞回肚子里，扶着父亲进灵堂。
追悼会结束，毛主席回到中南海高烧不退。从那以后，他的医护班子升级，子女探视要层层审批。李敏想要探望，得先填申请，再等批复，经常一等就是几天。1974年夏夜，她接到毛远新的电话：“主席病情加重。”李敏顾不上换鞋，抱着医药箱就往西门跑。她在病房门口被拦住，足足站了半小时，才被准许进去。父亲昏睡不醒，呼吸像拉坏的风箱。李敏把湿毛巾放在他手心，耳边响起医院的吊瓶滴水声，时间被拉得异常漫长。
第三次见面已是1976年9月。那天清晨天灰得像蒙尘的棉布，李敏无意中在卫生部文件夹里看到“病危”二字，疯了一样冲到中南海。毛主席睁开眼，努力辨认：“娇娃，你多大了？”李敏含泪回答：“三十九。”毛主席摆手：“三十八，生日没过。”声音细若游丝，却带着他一贯的固执。说完，他慢慢闭上眼，手心仍旧发着汗。
九月九日，讣告广播响起，李敏才真正明白，西山那次颠簸、香山那句“洋宝贝”、木箱里的三条毛毯，通通都成为不可逆的过去。她没有再把自己锁进回忆，而是遵照父亲当年的嘱托，继续工作、继续读书。多年以后，她偶尔会绕道八宝山，站在那座青灰色的影壁前，看冬风卷起松针。从寂静中，她仿佛又听见车子碾过礓石的那声颠簸，以及副驾驶那句淡淡的提醒：路抖，心别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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